一千三百多年前，一位年轻的行脚僧人由四川经荆州而至南岳，于衡山中院通相律师处受具足戒，并随律师研习《四分律》。随后，他背上行囊又南下广州，谒见慧日法师学习净土宗教义并承继衣钵。唐玄宗天宝初年(742)前后，他再次回到南岳，于驾鹤峰下结茅为庵，是名“弥陀台”。此后逾六十年间驻锡南岳，弘传净土法门。这位行脚僧，即是被尊为净土宗三祖、南岳祝圣寺创立者的承远大师。
一、潜心参学终入门
承远大师(712-802)，俗家位于汉州绵竹县(今四川绵竹市)，是谢家子弟。年少时在乡校里曾苦读儒家典籍，饶是大师慧根独具、聪颖非凡，面对着这些书籍也只能是味同嚼蜡、徒叹奈何，他因此常常闷闷不乐、不得志趣。
某日，当地一信士以《尊胜真言》与他攀谈讨论，就这样不可思议地打开了他参学修行之门，将他引到了一条让他倍感亲切的庄严大道之上。与这位信士交流之后，他的内心一扫之前对儒家经学的种种烦闷，取而代之的是对佛教义理的亲切渴望。没有过多的牵绊，他由此断然弃家，踏上了修道弘法的漫漫路途。
起初师事蜀郡的唐禅师，之后又到资川(今四川资阳县)追随智诜公接受教诲。在唐禅师以及智诜公两处，大师都还是以白衣信士的身份参悟佛法、精研佛理。唐开元二十三年(735)，24岁时离开了巴蜀，他发广大菩提心，前往荆州玉泉寺，在这座由智者大师奉诏建造的天台宗寺院中，谒见了惠真大师，剃发染衣，终于显露出了僧宝法相。唐开元二十六年(738)，来到南岳衡山，从通相律师受戒，后来又在法证门下学习。
当时弘扬净土的慧日法师在广州游方传法，他得知消息，不远千里前去求法。慧日法师教他依《无量寿经》来修念佛三昧，树功德幢，以济群生。大师由此终于找到了修道的方向和旨趣，决意开始专修净业。
纵观承远大师的参学经历，他博闻多学，于各个时期分别接触到了佛教的各个宗派，表现出禅、天台、律、净土各宗融合的特点。这也充分显示了唐代中期佛教兴盛、各派纷呈的时代特征。
二、扎根南岳植净土
大师在慧日法师座下潜心研修净土妙门，经年累月，不论是在佛理教义方面，还是在修行实践方面都已经具备根基。慧日法师见他聪明通透还能坚持苦修，为了更好地弘法化人，便嘱咐其回到南岳另立山头，以度众生。
大师听从教导，拜别恩师之后，一路跋山涉水，又回到了突兀雄峻、烟云飞渡的南岳。他在南岳一处大岩石上以茅草树枝结屋而居，在屋内放置经像，将这处大岩石命名为“弥陀台”。
初回南岳的承远大师，就在这样简陋的环境里，开始了他修行办道的艰辛历程。他一边坚持勤修般舟三昧，一边以极大的热情积极进行弘教扬法。在生活起居方面，他破衣蔽体，野果饱腹，有时甚至以泥土充饥。这样的艰苦条件，让他身形消瘦、面无肉色，当地乡民竟常常将其视为流浪山野的落魄仆从。
即使这样，大师对前来求道问法的人仍细心教导，根据众人根性不同，或教天台，或授般舟，或传净土。为了广弘佛法，他将佛经章句刻写于民众聚集的地方，让大家有幸亲睹佛法。由于他的用心良苦，再加上修行净土之法的入门方便，当地民众开始乐于念诵佛号，逐渐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庄严念佛风气。
在这样的风气中，承远大师在当地信徒心中的地位也日益提高。信士们为了感念大师功德，有利于更多信徒更好地亲近净土妙义，决议建造一座寺院以方便弘法。在众人的同心协力、热情奉献之下，一座颇具规模的寺院终告功成。由于承远大师一心弘扬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法门，所以建成后的寺院，定名为“弥陀寺”，即现在的“祝圣寺”。
大师在弥陀寺中一如既往地坚持简朴的生活习惯和刻苦的修习作风，于道场中用功办道，弘法利生。此后数十年如一日，他始终未改苦行僧之风范，乃至圆寂，不易修学净土之初心。
三、法嗣流远始法照
当承远大师在南岳殷勤弘法的时候，庐山有一位叫法照的出家人，不可思议地在一次禅定中见到了神情憔悴、面貌不堪的承远大师竟侍奉在阿弥陀佛身边。法照当下认为，此时的承远大师还没有往生西方，应该是他功德深厚，虽身在婆娑，却早已神住净土；在禅定中照见，可见与己有缘，这是佛祖法旨命自己前去跟随修行。
等到法照在南岳亲眼见到的时候，果然就是自己禅定中所见的佛祖侍者，他当即就拜在承远大师座下，专学念佛法门。
以承远大师那异乎常人的苦行与严谨的修持来看，慕名而来的信众当然是络绎不绝，但真正能跟随大师修学受教获得真传的肯定为数不多，要说像大师一般坚持不懈、勤学苦修者那更是寥寥可数了。在百余名受法弟子中，称得上“奥室之秀”的仅有惠诠、知明、道侦、超然等人，而庐山法照是其中最为杰出、最有成就的。
法照在唐代宗年间被封为国师，他感念师恩，常在代宗面前赞叹其师有至德。代宗被法照诚心所感，曾在京城之内，遥向南岳方向顶礼，以示虔诚敬重，又赐名大师常住道场为“般舟道场”。在以后的岁月中，法照也逐渐成长为一代宗师，被尊为净土宗四祖。
四、柳碑吕碑传功德
唐德宗贞元十八年(802)七月十九日，承远大师在弥陀寺内恬然面西坐化，世寿91岁，僧腊65年。唐代著名文学家、时任永州司马的柳宗元为承远大师撰写了《南岳弥陀大师碑》，稍后时任衡州刺史的吕温也撰写了《南岳弥陀寺承远大师碑》。这两篇文章以不同的笔法与文理，各自记述并赞颂了承远大师非凡的一生。
柳宗元在碑文中用“公之率众峻以容，公之立诚放其中”一语表达了他对承远大师高深德行的敬仰之情。而吕温则在碑文中以“不有舟梁，孰宏济度？匪因阶级，莫践堂涂，必在极力以持其善心，惠念以夺其浮想”，道明了承远大师一贯坚持真切的自我修行体验，又用“不以身率，谁为教先？谁能宏之？则南岳大师其人也”，点出了大师带领大家清修的良好垂范与赤诚之心。
承远大师一生中并没有那种惊天动地的弘法行为，也没有给后学留下文采斐然、义理深奥的佛学著作，但他以自身为表率，作众生之模范，以净土祖师中特有的风范，树立了净土行者的光辉形象。
大师用毕生精力来苦修实证，这在净土宗历史上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。大师临终往生时的遗言——“国土空旷，各宜勉力”，必将感召一代又一代的修持者去追随大师的足迹，为净土法门乃至整个佛教的弘扬而前赴后继、精进不已！
